我身边的北京知青

知青，是我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称谓。顾名思义，有知识的青年，多指初中、高中学生，于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离开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姐妹，离开城市，去农场去农村，支援边疆建设，改变农村落后面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知青的步履及生活，涉及全国成千上万个家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年、1967年、1968年毕业的初、高中学生，即“老三届”知青，当年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潮水般涌入上山下乡队列，至今年龄均已在65岁一一70岁之间，无论他们在哪里安身，都已退休，人生进入晚年，但这一称谓及其饱含着的历史，却永远留在了这一代人的记忆之中。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文章，年底，全国“老三届”学生，在学校、街道居委会、父母单位以及全社会大氛围动员中，迅速、热烈、豪情壮志打起背包就出发，做为知青分赴各地。全国各地也都在积极、热情、想方设法接待、安置知青，山西除划片分区安置本省知青外，还迎接、接纳了来自北京多个中学的一批批“老三届”知青，1969年初北京知青已是遍布三晋大地南北东西。

我最早最直观接触到北京知青，是在1970年10月，也就是在“老三届”离校后，上了初中时间不长，16岁随父母下放干部也做为知青，从太原来到五台县插队时。我插队所在的东茹村，有十几名北京知青，都是初中生，大队设了知青点、集体灶，安排劳动任务量力而行，知青有事请假回家等，大队也是尽可能满足。总之，村里人对北京知青都很好，总觉得他们小小年纪离开家、离开熟悉的城市生活来到这里，很是不容易，加之他们是有知识的青年，内心对他们也还是充满了敬意和一份期待。

北京知青从北京城来到五台大山中的村子里插队，虽说东茹村所处山间盆地，又是公社所在地，但当时也是吃水井里打、看书点油灯、做饭拉风箱，下地劳动还得爬山肩扛手提。有次地里收土豆，我背着少半篓土豆下山，脚下一绊直接就从小半山侧面滚到山脚下，幸好没什么大碍，村民却热心地一拨拨前来探望，让我十分感动。就是这样的生存环境，生活条件比不上北京城，农活从来沒干过，北京知青是需要适应和克服困难的，一定会想家的。但是知青们还是凭借着年轻和纯真，怀揣着一颗火热的心，燃烧着一股激情，被农民的朴实善良温暖着，全身心融入到了这广阔天地。

我印象最深的是村里北京知青中的两名女知青。一个是知青中最上进的人，劳动、学习等都是表率，也不见请假离队回家。在一次劳动中，村里的男劳力们推着小车，从一条斜坡下到大粪坑，装滿一车粪再推上运送到庄稼地。却独独见她，穿着解放军式的黄球鞋，高挽裤腿，肩上一条扁担担着一对箩筐，下到粪坑装上粪，担起装着半拉子粪的筐颤悠悠爬坡上行。她的这种自觉自愿的行动，行动背后的认知，至今我以为无可厚非，可喜的是她经受磨炼的变化和得到的认可，后来被村里推荐上了大学(工农兵学员)。

另一个是知青中最沉默的人，她娇小文弱纤秀，对于锄地、收割等农活，是真实的难以适应，加之家庭情况(或许当时父母自顾不暇)，也不见她请假离队回家。就在每每干农活时，一个当地放羊男青年总是出手相帮，后来她嫁给了他，家徒四壁，却生下两儿子。返城大潮中，她因已婚当时未被分配工作，可能家里也不大不认可她的婚姻，她却默默守候着丈夫儿子过日子，外表变得黑瘦粗糙，少言寡语……知青都分配工作走后，落实政策中她被分配在当地工作，若干年后毅然决然带着丈夫和儿子一块回到了北京，她是不能忘了丈夫当年对自己活下去的支撑啊。

1972年10月，我被分配到五台县城工作。县城位于峰山东侧半坡，站在山下坡底看城得抬头仰望，城底下南北一条汽路的两侧，有企事业单位分布于此，长途汽车站就在路的西侧；从城东面和南面的道爬坡进城，城内平地上也就一条东西向大街，街的两侧开着大小商店，城东有影院，城北有医院，城西有也有企业厂房。之前从村里往返太原路经城下长途汽车站，却从未登城进街逛逛，此时由单位所在地城下爬坡上城，路经之处皆能感觉到北京知青的存在，厂里有北京知青工人，商店里有北京知青售货员，广播里响着北京知青纯正的普通话音……在五台县插队的北京知青大概约有300来人，估计当时除推荐上学和外地招工离开的北京知青，分配工作聚集到五台城的北京知青也有百把人之多，由此可从五台县推及全省，各地政府对知识青年插队后的安置工作是尽心尽力尽责的。

五台县城的生活条件毕竟大大优于各村镇，原来不在同一校上学同一村插队的北京知青在这里相互认识，他们认认真真在不同岗位工作，高高兴兴挣着工资生活，特别在星期日，会有三五成群不同形式的聚会来充实业余生活。一次，我见十几个男女北京知青周日相聚，每人带着一个有把手的搪瓷杯，把含有几度酒精的葡萄酒分倒在杯中；每人从身上挎着的黄色帆布包里拿出自带食物，有来自北京的饼干、果脯、奶糖等，有来自单位食堂的发糕等，也有从城里买来的饼子、西红柿等，堆放在一起分享。大家说笑聊天中，有人带着一架手风琴拉起了乐曲，顿时“一条大河波浪宽……”的歌声响起，大家沉浸陶醉于其中，歌声不断。我想一定有人会在想家，有人会思虑着婚恋之事，有人会憧憬着未来……

我所在的五台县农机厂，当时厂里有三个北京知青，其中两个北京知青，一男一女，都是高中生，都住厂里的单身宿舍。男知青个子不高，被分配做车工，很钻研技术，平时不善言辞，但业余时间去向他请教有关技术问题，便会听到他娓娓道来的相关基础理论知识。后来他同当地一个女青年组建了家庭，若干年后也带着老婆和孩子回了北京。女知青皮肤白晰，文静，被分配到厂技术室，协助厂里的技术员(一个从河北分配来的大学生)，做描图、技术资料的管理工作。后来她找了一个现役军人组建了家庭，早早就离开了工厂，离开了山西。

1974年，我调到了定襄县城工作，如同五台县城，聚集此地工作的北京知青也不少。我所在的电业局，当时就有一个北京男知青，是高中生。他高高个子，性格内向，不多言语，只要有空就拿起书，谁有事找他一准是在看书。那时局里的青年都还是比较爱看书的，但我们争相熬夜传看的是世界名著小说，而这个北京知青却每天沉静在数理化的世界，与公式定理为伴。俗话说功夫不负有心人，在1977年冬季恢复高考中，他参加了考试，之后考上了大学，离开了山西。

1976年，我调回了太原供电局，当时被分配在北郊电业局工作。因单位在太原市西北处的柴村，离市区较远，故单位给安排了单身宿舍，同宿舍住的就是一个北京女知青。她来山西插队前是初中生，后被推荐上了山西电力学校，是工农兵中专学生，毕业后分配到这里工作。她细高挑的身材，性格温和又随和，中午经常自己做饭，并邀我们一块吃，我是第一次在她这里吃到了西红柿馅饺子，感觉稀奇又好吃。后来她与中专同学，留校任教的北京男知青成家后，双双调回北京工作了。记得我到北京时曾去看过她，见他们夫妻二人每天上班早走晚归，每天为上班往返搭在路上的时间长达几小时，但他们脸上却洋溢一副满足的神态。

看着我们那时在一起的留影(上图)，勾起了我很多的回忆，其中我们脚上穿的鞋，也是令人难以的忘怀。记得在五台县城参加工作后，我发现北京女知青都爱穿黑灯芯绒面、白塑料底、黑皮边的方口一带(或松紧口鞋也叫懒汉鞋)布鞋，看着大方，内心非常喜爱，但在五台县城却是买不到的。于是就托回北京探亲的知青捎买布鞋，并在心里牵挂着知青返回的日子，待把布鞋拿到手中穿到脚上，再上台城压压马路，心中的那份喜爱落到了实处，喜悦之情自然是喜上眉梢了。一直到回太原工作了，逛街时看到也有这种样式的布鞋，但左看右看还是觉得穿惯了北京的布鞋，于是还是托回北京探亲的知青捎买布鞋，包括冬天穿的高帮黑灯心绒面、白塑料底、黑皮边、系着鞋带的棉鞋。如此，这缘自北京知青的北京布鞋，伴随着我的生活多年，也可谓知青岁月一情结吧。

1982年，我成家几年后，住进了排平房，说来也巧，一排平房中紧靠的左邻右舍均为北京知青。他们都是插队前的初中生，同时被推荐上了山西电力学校(工农兵中专生)并留校；都是找了家在太原的本地青年后组建的家庭，而且同在太原的单位一直工作到退休。男知青的儿子在太原工作，他与妻子儿子至今坚守在太原的家；女知青的一双儿女都回到北京工作，她与丈夫每年在太原与北京两地往返居住；他们的晚年在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中渡过，过得如同千千万万退休人一样的安然自在。

从1975年开始至今，自始自终与我的家人相随相伴的北京女知青，就是我的嫂子了。嫂子当年是北京的初三学生，1968年12月底和20多个同学一道从北京来山西晋南稷山县城关插队，1971年被分配在山西永济农药厂工作。听她说一块插队的同学中，除一名女知青嫁了当地人当时没分配工作，其余的知青都先后分配工作离开了村里。

永济农药厂，是个国营企业，我的哥哥是在1970年从大学分配到工厂，从太原来到这里的。当时厂里正在发展壮大时期，除了从各厂抽调老工人和技术骨干外，一下子接收了200来名大学生；到我的嫂子进厂后，北京知青也陆续达100多人；加之天津、山西知青和从太原招收的徒工等；工厂规模迅速达到千人以上。由于外地人较多，技术水平高和文化程度高的人多，厂里的生产、管理有序，文体生活等搞得丰富多彩，大家互帮互助，团结向上的氛围浓厚。

1975年，我的哥哥和嫂子，在永济农药厂这块充满了青春活力的地方，相识、相爱，牵手走到一起，厂里工会简简单单举办了仪式，大家热热闹闹吃了喜糖，就这样组建起了小家庭。当时我父母亲的家安在忻县地区(忻州市)，他们回家后，母亲亲手给嫂子做了件紫红色的中式缎子棉袄，做为结婚贺礼，嫂子这个北京女知青从此走进了我们家的生活。

嫂子，中等个子、身材适中、性格爽朗、踏实肯干，精干利索，全无京城女之骄娇气。家里做饭、洗衣样样事都做，多年在我们这个大家庭中从未发生过争执。嫂子和哥哥成家后，相继有了一双儿女，女儿小的时侯在北京姥姥家住着，3岁接回太原奶奶家(此时父母亲返回太原安家)时，白白胖胖，满嘴的京腔，见人就问好，离开时挥挥手再见，非常的可爱。1984年，哥哥和嫂子先后调回太原工作，一家4口由永济搬至太原安了家。

嫂子和千万北京知青的心思一样，虽然在山西插队、工作、成家、生儿育女，生活的稳定，无衣食住行之忧，但内心依然眷恋着北京，那里有生养他们的父母亲，一块长大的兄弟姐妹，还有全国之最的生存环境和教育条件等等。在1987年时，北京有了照顾知青一个子女落户回京政策，前题是年龄滿12岁，京中有亲属为监护人并提供住房，嫂子便将女儿的户口办回了北京娘家，她长大后便在北京工作了。

10年后，喜遇北京知青在外地工作退休后可落户北京的政策，并可带未成婚子女一块回京落户，嫂子便于1997年将自己和儿子的户口办回了北京。之后哥哥退休，按照政策也将户口迁去了北京。现在，知青嫂子把自己的一家人，都聚到了北京，儿子也在北京工作娶媳妇成家了，并有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小孙子。嫂子和哥哥与许多知青一样，晚年的生活在太原与北京间往返，每每拉着行李箱乐此不疲，从太原走时不忘带上宁化府的醋，从北京回来时总记得给母亲带上京八件小点心……

当年嫂子和众多同学从北京来山西插队，如今他们的儿孙，其中有不少是山西的后代生活在北京。当然也不是所有的知青下乡二三年内就分配了工作，返回北京后都一帆风顺。嫂子插队村的知青同学嫁了当地人，就是后来才分配当地工作的；永济厂的知青同事病退回京后，当时沒有房子，找不到合适工作，也是曾搭建了简易小房临时居住，在街边摆摊过渡；也许至今也还会有极个别知青滞留在山西某地需要帮扶吧，所幸知青的遗留问题目前国家也仍在持续关注和安置中。

近50年的时光，留下了北京知青往返山西、北京的串串足迹；多元的知青个体生活，组合书写了一代知青的历史。尽管知青们各自的生活经历和感悟千差万別，一生中因历史原因而有很多的抱憾，但从中我看到更多的是知青们身上具有的担当与奉献这共有的最突出的精神所在：国家至上的观念，吃苦耐劳经受磨炼后的成长，适应环境以及与当地风土人情的融合，知恩图报的传统美德，一直没有忘怀的求学上进的追求……以及那曾经的激情燃烧的铭记于心的留在学校地头工厂等处的青春岁月……

去年我专程返回曾在五台插队的村子和工作的厂子探望，村子里早就沒有了北京知青，只见当时在此地成家的女知青丈夫家中的房子也已是空无一人，但村子里的人还沒有忘记他们曾经在这里的历史；厂子早已不存在，但厂里部分厂房和车床还在，恐怕在这里默默地记挂着当年我们和北京知青身影的时间也不会太长了；五台县城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和发展大大变了模样，却是再也沒有了随处可见的北京知青那道靓丽的风景。但是在山西太行吕梁山间、汾河水畔，至今仍留存着北京知青那青春的气息，我的心中也一直沒有忘怀那曾经的知青岁月，在此特为曾经所见的历史记录下这其中的点滴，以示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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